三城可抵十万兵？

“回乐烽前沙似雪，受降城外月如霜。不知何处吹芦管，一夜征人尽望乡。”

这首《夜上受降城闻笛》是唐代边塞诗人李益所写，诗中提到的“受降城”是唐中宗时在今河套地区、黄河北岸修筑的三座城池。

武则天执政时期，突厥骑兵多次越过黄河袭扰朔方（今宁夏东部、内蒙古中西部一带）。神龙政变，唐中宗李显继位。当朝局稳定后，解决突厥边患的问题便提上了议程。

神龙三年（707年），有着多次对突厥作战经验的朔方军大总管张仁愿上奏，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方案：在突厥活动频繁的黄河北岸筑三座城，以断绝突厥南下掠夺，将防线向北推进三百里。

▲张仁愿像。（资料图）

在唐中宗的支持下，张仁愿修筑三城的方案被批准。但仅仅修筑三座城池，就改写了唐朝与突厥的攻防格局吗？此举对北疆大地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？

（一）破局：军事困境中的战略创新 

在中国古代广袤的北方草原，曾崛起过一个以铁骑闻名的政权——突厥汗国。它与历史上许多北方游牧政权一样，如滚雪球般兼并、吸收四方部族，逐渐壮大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共同体。

在这一进程中，“突厥”二字，从一个部落的称号，成为草原政权的名号。583年，突厥汗国以阿尔泰山为界，分为东、西两大势力。630年，唐朝发兵击败东突厥汗国。657年，唐朝联合回纥灭西突厥汗国。

▲隋朝时期的东、西突厥。（图片来源：谭其骧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）

682年，安置在北方的东突厥部众叛唐，建立了后突厥汗国政权。武则天执政后期，后突厥汗国在首领默啜可汗的领导下复兴，形成对唐朝北部边疆的持续性威胁。

唐中宗即位之初，突厥袭扰灵州（今宁夏吴忠市境内）、胜州（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境内）。默啜于灵州鸣沙县大败唐朝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，死者数万人，并趁势掳掠原州、会州民众，致使朔方百姓难以安居。

突厥凭借骑兵的机动优势屡次侵扰，采取“敌聚则散，敌散则扰”的游击策略，让唐军疲于应对，陷入被动防守的局面。

▲内蒙古河套地区。（图片来源：渭南宣传微信公众号）

黄河作为朔方军与突厥的天然分界，也是突厥南下的便捷通道。唐代传统增兵固守或收缩防线的争议，均未能触及北疆问题的核心：缺乏对突厥南下路径的主动控制。

以往突厥进犯，先至黄河北岸拂云神祠祭神求福，然后再“牧马料兵渡河”。拂云神祠形势险要，为突厥所据，成为南下进犯的据点。

神龙三年（707年），默啜可汗西征在西域称霸的突骑施政权，朔方空虚。时任朔方军大总管的张仁愿敏锐捕捉到这一战略机遇，他奏请唐中宗批准北渡黄河筑城。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。

▲张仁愿雕像。（图片来源：渭南宣传微信公众号）

为确保工程进度，张仁愿采取强硬措施：暂留戍边期满的士兵参与筑城，将逃亡者斩于城下以儆效尤，最终仅用两个月的时间，便完成了三城的建设。

三城布局极具军事智慧：东受降城（今内蒙古托克托）扼守黄河渡口，控制突厥南下路线；中受降城（今内蒙古包头）占据阴山要道，切断突厥主力南下通道；西受降城（今内蒙古杭锦后旗）屏障河西走廊，防范突厥迂回包抄。

▲唐代三受降城位置。（图片来源：谭其骧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）

三城首尾相连，遥相呼应，同时配套设置一千八百所烽燧，形成“城燧联动”的信息情报网络，使唐军首次实现对突厥南下路径的有效控制。

（二）守护：防御体系的突破 

与汉代单纯接受安置匈奴降众的受降城不同，唐代三受降城是兼具防御与进攻效能的军事战略据点。

在受降城的设计上，张仁愿眼光长远地提出，不设置瓮城、马面、角台等设施。有人问：“这里是边城防备敌军的地方，不作守备，是什么意思呢？”张仁愿表示“兵贵在攻取，不宜退守”，守备的措施只会让士兵退却。

这种以攻为守的定位，将受降城从被动防御的军事堡垒转化为主动出击的军事基点，使得唐军在黄河北岸常态化驻军并实施野战威慑。

▲位于内蒙古托克托县境内的黄河上中游分界点碑。（图片来源：赵子阳《阴山敕勒川——农牧文化交辉交融的历史长廊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24年。）

相较于传统长城“十里一燧，百里一堡”重兵把守的消耗模式，三受降城创新性地将烽燧、城防、屯兵一体化，实现了高效防御：城内置仓库储藏粮草，保障驻军后勤；城外垦荒屯田，实现部分物资自给自足；烽燧网络及时传递军情，组成系统化情报信息网。

《旧唐书》记载，此举使朔方地区精减镇兵数万人，大幅度节省军费，印证了其“胜过十万兵”的防御效能。尽管这一系统军事防御体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长城，却发挥着较长城更灵活有效的防御作用。

▲阴山－大青山。笔者拍摄于2025年春。

三受降城建成后，便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军事价值。《新唐书》记载突厥不敢越过阴山牧马，朔方地区终于平静。唐人吕温撰写《三受降城碑铭并序》称颂其为“皇唐之胜势”“安固万代”，几乎彻底终结了突厥随心所欲南下掠夺的历史。

（三）融合：军事据点兼具边疆枢纽 

受降城不仅起到了保卫边疆的作用，还意想不到地成为中原民众与北方民族互市贸易的主要场所。

在受降城建成几年后，突厥、回纥诸部带着良马、貂皮、畜产至西受降城互市，换取中原地区的绢帛、茶叶、粮食等生活用品。九姓坚昆、室韦等向唐王朝贡献马匹，唐玄宗也命他们到西受降城进行交接。

▲唐朝时突厥《故阙特勤之碑》拓片。（图片来源：中华石刻数据库）

朝廷在城中专门设互市监，规范交易，保障公平，使受降城成为北疆物资流通的关键枢纽。

为安置归附的突厥部众，唐廷在受降城周边设羁縻州。受降城内的驻军多为中原人，周边则是突厥等部族，形成胡汉杂居的格局。

唐廷鼓励当地胡汉通婚，胡人逐渐接受农耕技术与中原风俗，汉人也学习蕃语方便交流，形成各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局面。

▲安伽墓出土石屏，图左披发者为突厥人，图右穹庐帐篷内披发者为突厥人。（图片来源：荣新江、张志清主编《从撒马尔干到长安：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70、75页）

受降城的建立，推动了北疆交通的复苏。曾因战乱而荒废的参天可汗道重新畅通，中受降城成为“入回鹘道”的关键节点。道路上使者、商人、僧侣往来不绝，原本的军事据点逐渐转型为多民族交流的交通枢纽。

三座受降城，原为防御边患而建，却在历史进程中悄然演变成为物资流通、文化交流的重要中心。

张仁愿主持修筑三受降城的实践，集中体现出唐代边疆治理的深层智慧。其本人也因治理北疆有功，被朝廷擢升为宰相，得到百姓爱戴。后人在受降城为他立祠，每逢出师必前去祭祀。

如今，三受降城的雄貌已湮没于历史长河中，但其中所蕴藏的以安全防御促融合、以融合巩固促发展的治理智慧，不仅为大唐盛世提供了保障，也为后世边疆治理贡献了有益借鉴。

（作者简介：何静苗，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）　　

制作发布：内蒙古自治区地方语言文字研究应用中心（内蒙古民族团结杂志社）